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对文化全球化大潮，中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趋同化”的挑战。那么，民族文化传统能否得到保留？全球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王宁教授在他的《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中对此做了较为深入详尽的阐述，表达了开放的文学和文化观念。
在当今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观念中，王宁选择、倡导的是“文化多元主义”。这是一种富于理性的、具有自主意识的选择。他敏锐并且清晰地看到了在世界范围逐渐形成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合理性，及其对于某种“文化霸权主义”以及“西方中心论”的消弭意义。他主张，在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中，我们既不想压倒对方，但也不可能臣服于对方。他阐述道，每一种文化都是相对于另一种文化而存在的，都有其优劣和长短，只有相互沟通和对话才能达成共识和互补，最终求得某种形态文化的同一性。
在环球世界范围兴起的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中，作为专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王宁坚定地认为，文化研究大潮对于正处于困境之中的比较文学学科也许是件幸事，这正好会扩大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地，将文学研究引向一个更高的视点，促进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获得一次更新。可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可取的态度。
在宏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下，王宁注目于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范围的比较文学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即东方文化的崛起打破了旧有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格局，并使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以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苏联学派主宰国际比较文学界的旧“三足鼎立”，过渡到以法国为中心的注重文学经验研究和接受与影响相结合的欧洲学派、以美国为中心的注重文学的超学科研究和平行理论阐释的北美学派和以中国、日本、印度为中心的、主张跨东西方文化传统和致力于比较诗学研究的东方学派所构成的新“三足鼎立”。王宁对于比较文学领域新“三足鼎立”格局的阐释，特别是在香港美籍比较文学学者李达三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基础上做出的“东方学派”的理论建构，正是他所倡导的“文化多元主义”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这种“东方学派”理论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对于历史发展的必然、东方文化的重新崛起做出的准确体察和把握，是作为身居东方的比较文学学者自觉地对于历史潮流的顺应。无疑，这种“东方学派”构想和“中国学派”理论，连同美国的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都是东方文化复兴的征兆，对“文化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论”都具有一定的消解意义。
在《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中，王宁还运用影响研究方法，着意分析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他认为，王蒙、刘心武、张洁、张贤亮、谌容、张辛欣、张承志、王安忆、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高行健、魏明伦等作家具有“现代主义”倾向，而刘索拉、徐星、马原、洪峰、莫言、余华、苏童、王朔、格非、孙甘露、叶兆言等“先锋小说家”，则更多地受惠于巴塞尔姆、巴思、品钦、海勒、梅勒、冯尼戈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塞林格等“后现代主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后现代主义”成分大大多于“现代主义”成分。王宁还指出，当前的中国先锋文学已经孕育了“后现代主义”的因子，这是西方文学的影响与中国作家主体接受相结合的产物，它也许有可能酿成一种新的文学思潮，但却注定要有别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那么，这种新的文学思潮究竟呈现为什么样的形态，则是王宁先生和我们大家将要共同探讨的课题。可以说，本书留给广大读者的是一个开放的结尾。
近几年来，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经历了从纯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向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过渡，这无疑是符合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发展总趋势的。在这一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时期，王宁先生始终活跃在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不仅在国外发表了大量英文论文，同时也积极地介入国际性的理论争鸣，在“众声喧哗”的声浪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可以说，本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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